[12] 参见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1行终38号行政裁定书。

例如， 1999年5月14日《关于行政机关保存持有信息公开的法律》（法律第42号，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法》）的制定以及2004年6月18日《地方自治法》（法律第112号）的大修，规定或者完善了行政的事前程序规则。问题在于，这种情况下的法律上的利益是什么？有判例将其解释为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即行政法规范以保护私人等权利主体的个人性利益为目的，通过对行政权的行使课以制约所保障的利益。

从前，土地收用领域的纷争解决程序基本上遵循先有裁决申请、后有收用委员会的审理程序开始这种模式，在起业者[8]和土地权利者之间也会出现围绕补偿而最终进行和解的情形，但是，这种和解程序并不一定算得上是协动的结果。[19]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出发点。[40] 参见[日]小泽道一著：《逐条解说·土地收用法》，行政1987年版，第549页。在地方公共团体层面，早在1982年就有《山形县金山町信息公开条例》，以此为开端，自治体层面的信息公开立法得以展开。[73]简言之，土地规制和征收涉及复杂的利益，须在对能够得到的价值和将失去的价值进行比较衡量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取舍，然而，由于客观性基准存在局限性，对包括基准制定等判断取舍进行程序性或者过程性统制，便是土地征收领域正当程序理念的内在要求。

[63]作为自治体，在既得权成立之前试图尽量赋课规制。土地收用领域导入了这种伙伴型的行政运营模式，为该领域顺利推进各项事业，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了重要支撑。更何况，随着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学人开始注目于某些更具挑战性的学术主题，诸如自杀权未列举宪法权利等，并给出迥然有别之解答，但这些解答事实上在个别权利的层面上根本无法获得自洽的说明，而是亟需跳出个别权利的藩篱，在整体的基本权利体系框架内理解各该权利的地位和价值。

（一）人格的内涵 人格并非传统中文词汇，而是日本学者为翻译person（英德）、personne（法）、persona（意）等西文词汇而用汉字生造出来的，随后传入我国。[50]法国宪法委员会则是通过解释宪法序言将尊严认定为是一项宪法价值原理。[35]前引[3]，孔令望文，第7页。经过仔细地考察词源，他将persona定义为拥有理性本性的个别的实体（Persona est naturae rationalis individua substantia）。

典型的例子如《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在序言中声明：……鉴于各联合国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之尊严与价值（the 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human person）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另一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在第10条中亦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the inherent dignity of the human person）的待遇。[59] 我们知道，为了将宪法中的诸多要素以一种逻辑上正确、目的上妥当的方式整合于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规范宪法学必须从事目的论的体系化工作。

[61] 而此种以逐项罗列的方式所完成的体系化作业必定存在一个缺陷：漏洞在所难免。但此种调整亦必须与整体的宪法规范体系对于尊严的运用保持融贯。（二）对狭义人格权说的反思 现行《宪法》38条的诞生有其历史根源。[17] 除托马斯主义的人格理论外，对当代影响最大的人格理论乃是康德提供的，其以去宗教化的方式为person在其庞大的理体系中寻获了尊贵的位置。

一方面，承认人格尊严是人格权的基础，即暗示人格尊严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人格权。Dignity或Würde进入日文视野之后，日文学者以汉字尊严译之，取其尊贵庄严之义，用以指不容侵犯的权威性，以其他任何事物均不能替代者的存在理由。他说，目的王国中的一切，或者有价值（Preis），或者有尊严（Würde）。[55]换言之，在许老看来，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催生了宪法中所有人权保障条款，而人格尊严条款仅是其中之一。

焦洪昌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295页。其中，人格性的禀赋是一种易于接受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把道德法则当作任性的自身充分的动机的素质，此种禀赋乃是以自身就是实践的，即无条件地立法的理性为根源。

但是，如此界定之后的人格尊严与《宪法》37条所保障的人身自由权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故而，对于生命权或者死刑的合宪性等问题的任何探讨，只有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方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解答。

文章来源：《财经法学》2019年第6期 进入专题： 格尊严 体系化 宪法教义学 。[19]进而，康德指出，作为理性存在，人格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58]而且，如此理解也符合国际宪法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念。而结合以上论述，就我国现行《宪法》而言，没有哪条规范比人格尊严更适于作为该最具一般性的基础价值原理，其原因在于：在现行《宪法》的秩序中，人格具有不可替代的最高价值，其作为价值元点，不可能也不需要服务于另一项更高的价值，换言之，其居于我国宪法之目的论体系的金字塔顶，同时又是其他诸种个别性基本权利的逻辑基础。名誉权是对人格的社会评价的保护。倘若此种限定关系是成立的，那么第38条前段就可以转换为如下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的尊严不受侵犯。

以如此方式界定的人格尊严，确立了人格作为现行《宪法》规范体系之价值元点的地位，并与《宪法》第33条第3款共同证成了作为统合性的基础价值原理的人格尊严原理。‘红卫兵‘造反派穿上绿军装，戴上红袖章，气势汹汹，可以非法拘禁任何公民。

康德明白地指出：只有道德以及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Menschheit），才是具有尊严的东西。这里，很明显，作者将宪法对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等的规定均理解为乃是对人的尊严的确认和保障。

除去人权保障原理外，甚至可以说，人格尊严原理还可以衍生出公共福祉原理和统治机构原理。[41]换言之，社会主义法制作为自在之目的本身具有最高的、绝对的价值，并非实现其他任何目的的手段，此点理当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相应地，公民的人格便是相对于公民的物理存在侧面而言的，特指公民作为具有意志能力和责任能力的、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这一精神性、规范性的侧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条文顺序并非规范之重要程度的必要条件，尽管我们承认条文所处的文本位置会对规范之体系地位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30]但是，按照前述康德人的三重禀赋理论，与道德相适应的不是人性而是人格性，且依其界定，作为拥有理性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存在，人格自身就是目的，是一种任何其他目的都不可代替的目的，一切其他东西都作为手段为它服务，因此是一个受尊重的对象，具有绝对价值。该条后段与前段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规范性语句，表达了作为个别性权利的宪法上的人格权。

[13]换言之，persona在罗马法上专指作为权利义务之归属主体的自由人[37]可谓基本上延承了康德式的理解，意指某种不可侵犯、不可替代的最高价值性。

而将尊严界定为不可替代的最高价值性，就会导致一个新的疑难产生：在同一部宪法中，竟然同时存在三个具有最高的、绝对的价值的东西，这本身不就是自相矛盾吗？绝非如此。可以说，对人的尊严的肯认是现行宪法制定时的基调丝毫不为夸张。

[3]孔令望：《新宪法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载《法学》1982年第12期，第7页。三种解释方案各有侧重：狭义人格权内涵说重视人格，人的尊严内涵说强调尊严，而双重规范意义说则试图同时兼顾二者。

但此种调整亦必须与整体的宪法规范体系对于尊严的运用保持融贯。该理论指出，上帝乃是una substantia, tres personae(一个本质，三个persons)。这种现实中的人的人格，要想现实地存在与发展，就必然需要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条件。[34]事实上也存在不同的理解，谢立斌主张采用第二种意义模式，即将人格的文义界定为个人的道德品质。

‘红卫兵‘造反派穿上绿军装，戴上红袖章，气势汹汹，可以非法拘禁任何公民。[25]拥有尊严者具有绝对价值、最高价值，其不得被理性地交换或牺牲，即便是为了其他有尊严者。

但是，这种不存在文本表述的状况并未妨碍其在教义学上将尊严建构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与全部基本权利的牢固基础。[19]进而，康德指出，作为理性存在，人格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

进而因为在理性本性中存在者拥有尊严，故而每一个拥有理性本性的个体都被称为person。正是这些权利及其代表的主体性的存在，使人得免于成为国家活动的附庸和客体。